毛泽东传,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①(①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1953年9月11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为了确切掌握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便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3年四五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等私营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广泛听取当地财经、工商、税务、银行、工会等部门的情况汇报,召开有中南局、华东局及相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深入考察了私营工业的状况,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

  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作过详细说明。他说: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证明,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统统都失败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创立初期的纲领明确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体现。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才能走第二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提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设想,先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如同1950年6月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党稳妥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问题。关于农业实行集体化的过渡形式,实际上在经济恢复的实践中已经基本解决了。这就是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确定的,在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常年的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合作社形式,使其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手工业。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

在这方面,党内曾作过一些初步探索。早在1948年9月,张闻天在东北局提交中央的一份报告提纲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经济的建设方针》的党内报告提纲中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1950年6月,陈云总结调整城市工商业的经验,提出对于私营工厂通过加工订货的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的观点。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些探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但还很不成熟,有待于在实践发展中加以证明和具体化。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使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地促进相互联系的两个转变,一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一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至于在什么条件下、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两个转变,党中央、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过一些设想,后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

  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

党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原来设想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从容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到,三年以来社会主义因素一直在不断增长,并且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

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从生产力来看,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工业都有较快发展,不但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技术,扩大与改进了设备,使国家不但掌握国营工业的产品,而且能掌握私营工业的主要产品,有了保证商品供给和制定价格政策的主要物质条件。从生产关系上看,私营工业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其中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报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议: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利。”①(①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12日。)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以后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已居于领导地位,非社会主义因素已不断受到限制、改造。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周恩来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就曾明确指出:“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下半年,国家发展的形势是,土地改革的任务即将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在和谈的主要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久可望结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又有繁重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我国只用三年就实现了预计的目标,获得了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条件。按照“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中共中央决定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的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在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的政治条件下,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特别是国营工业的比重占居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迅速壮大,使建设国家工业化获得基本的经济条件。从国际环境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加上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与经济援助,就为我国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鉴于国内、国际方面的条件都基本具备,党适时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根本上符合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要求。

  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

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有必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使整个经济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为主体是不行的,但若离开了改造个体经济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翼,就会妨碍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顺利进行。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两翼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

至1952年中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只是在零售方面,私营商业仍占572%)。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更为增强,不仅控制着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业部门,而且在现代工业中超过私营工业占居了优势,并在批发商业中占明显优势,能够有力地调控重要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从而使国营经济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其次,私营工商业经过一系列调整,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国家的管理和监督。再次,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40%,初步显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农业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初步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问题正式进行了讨论。6月15日,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8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传达了毛泽东对总路线的这个表述。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如何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途径问题,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3年6月,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报告,以及中央统战部在这个报告基础上起草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不久,又决定对资本主义商业也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十月二十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

过去的三年里,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但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机器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在资金、原料、市场方面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自身发展很困难,不可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这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党和政府三年来采取的打击不法投机资本、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以及后来的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要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当时设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具体估算,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18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报告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被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一意志。

  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

实现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在劳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特别是加快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与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同时,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必然促使个体农业向着合作化方向发展。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本来,对“要在实际上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去”的方针政策,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作过原则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增强,并包含着对资本家私有制和农民小私有制的初步改造。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党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其内容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确定原则的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

在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业的恢复和新建设项目的开工,要求商品粮和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发展,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过渡时期的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说明:“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

  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②(②1951年军费开支占伞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①(①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之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55、256页。)

  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逐步

  九月八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①(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4一106页。)

  (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①(①《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0、701页。)

  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手稿,1952年11月13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①(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生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

  民的互助合作。

  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

  例如: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十月二十四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③(③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

  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

  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十二月十三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营为主。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这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②(②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的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②(②《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

  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

  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

  产。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③(③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1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4页。)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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